一群著名的中国人 对中共中国的评价

江系势力由强转弱 NTDTV.com Video

The video from NTDTV.com explains why Bo Xilai is the culprit, the product of sacrif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so in trouble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胡溫對薄團政下手 中共做流亡準備 NTDTV.com Video

An analysis from NTDTV.com that explained there is a split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why Hu & Wen needed to get rid of Bo Xilai after Wang Lijun's defect.

真相震撼人心 大纪元遭中共黑客阻击

真相震撼人心 大纪元遭中共黑客阻击
大纪元网站已正常 大纪元受热捧 大纪元报纸全球供不应求 网站点击量成倍飙升

【大纪元2012年03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文华采访报导）大纪元近期对王立军事件触发中共面临分崩政局的相关真相报导震撼人心，让中共极度惊恐和惧怕。北京时间2012年3月28日下午4点多，大纪元网站遭到中共黑客大规模的攻击，导致大纪元网站在不同地区出现1.5—2.5小时的短暂无法访问，目前大纪元全球网站已经恢复正常运行。

记录了所有攻击大纪元网站的骇客资料

大纪元总裁唐忠表示：大纪元记录了所有攻击大纪元网站的骇客资料，并会报案给美国FBI等相关部门，一定会追查到底。他还表示，中共崩溃在即，希望网络上参与攻击的机构和个人认清局势，看清薄熙来、王立军的悲剧本质，也给自己留条后路。

今次攻击最厉害 规模最大 专门针对大纪元

大纪元技术部熊先生对此表示：“大纪元成立这十多年来，经常受到中共的攻击，几乎每天都有小的骚扰，不过今天这次攻击最厉害。不但规模最大，而且只是针对大纪元，海外其他经常遭受中共攻击的其他网站，如明慧网、新唐人等，这次都没有，黑客把攻击集中针对大纪元。”

王立军事件后，中共官方封锁消息，各种流言蜚语在网络上流传，中共内讧各方也故意通过其收买或控制的海外媒体放风爆料。由于中共长期动用国家资源封锁真相、过滤新闻，西方媒体尽管在大陆有很多记者或信息来源，但由于不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也无法明白为何一个小小的重庆市副市长走进美国领事馆，会牵扯出薄熙来，还会揪出周永康，甚至牵动中共未来走向。一时间，人们觉得烟雾迷绕，无法看清真相。

不过一个月后，随着事态的发展，海内外民众、甚至东西方媒体同行都惊奇地发现，一直坚持大量追踪报导该事件，而且能从众多传言中分辨出真实信息，不加任何过滤地直接呈现给读者、真正能引领新闻报导的，在全球媒体中，大纪元最及时、最大胆、也最准确将真相公布于众。

大纪元网是海外最大中文网 近期点击量翻倍飙升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各地大纪元时报不断增加印刷量也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大纪元网站来自海外和中国大陆的读者成倍飙升。

熊先生介绍说：“这次大纪元因为报导王立军事件比较及时，网站点击量增加很多。比如说我们来看几个时间点。2月6日王立军出逃，大纪元的独立访客量一下就增加了3.4倍。

他说：“等到3月15日中共宣布薄熙来下台，大纪元的独立访客量又在2月份的基础上，再增加了2倍多，因为只有大纪元最先分析预测了薄熙来的倒台。目前大纪元又在率先报导周永康的结局，现在海内外都在关注，大纪元的每天访问量不断增加，根据网络流量统计公司Alexa的排名，大纪元早已是海外中文媒体访问量最大的，而且跟一些中文媒体的差距正越拉越大。”

大纪元成立于2000年，是海外华人创办的独立中文媒体，其宗旨是真实报导事实真相。目前大纪元新闻集团在全球有40多家分社，有11个语种的报纸，20多个语种的网站，中文《大纪元时报》每周发行量200万份，基本上做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纪元。

由于大纪元敢于报导被中共封锁的各类消息，从而成为中共的眼中钉，一直遭到中共黑客的攻击，特别是王立军事件后，大纪元的报导直接点到中共内讧的本质，不是派系或路线之争，而是在法轮功问题上的保命之争，欠下累累血债的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之流，为了不被清算，能够保命，不惜一切地利用政法委控制的610，迫害法轮功，结果从内部分崩离析了中共。

众多读者给大纪元编辑部写信，赞誉大纪元是重庆事件触发中共面临分崩的事件上的报导最具洞察力，大纪元报导出的真相震撼人心，称大纪元已经成为这次中共高层内讧、中国最新政局等新闻的领军媒体。

大纪元是海外最大中文媒体

大纪元经过十多年的迅速发展，已成为海外最大的中文综合性媒体集团。大纪元拥有海外最大中文新闻网，全球大纪元时报拥有全球覆盖面最广的发行通路，大纪元时报是全球覆盖面最大中文报纸。

（责任编辑：孙芸）


Original Post: http://cn.epochtimes.com/gb/12/3/29/n3553162.htm

Unnatural Death in China After Year 1945

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国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一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泽东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要借助文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泽东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然而，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当局不应千方百计掩盖这些历史事实，而应该正视这段历史，血债不应你们背负更不是你们背负得起的。在那个年代的所有拥护、沉默、坐视的全民对这笔血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无法一一追究。因此，在每个人都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与历史和解，求得内心的宽恕，勇敢面对几十年来不愿揭开的伤疤，重新整装开始，走向文明社会，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们遭受如此惨痛的磨难!

Original post: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6049&bsh_bid=56692426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全世界第一的原因

Last time I re-posted about Beijing's GDP per capita being unusually high, this time I picked up this article from Google+ that discusses the reasons that have been causing the huge income gap between rural areas and cities in China.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全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大约是三点几倍。另外的几个国内研究机构指出，这是一份太保守的估计了，实际应该是五到六倍。

无论如何，世界第一是肯定了。农村人被剥削也是肯定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内的专家们不敢说，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言论不自由，政治压力是主要的原因。这不能怪他们。

可以找出来的原因很多。但是根本的原因有两条：一个是农村基层的腐败；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需要保持廉价劳动力。由这两个原因又派生出其它许多的原因。可以说是有意地制造出了城乡贫富差距。

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登峰造极。我记得在监狱里的时候，和一个看押我的犯人聊天。我问他：你们家乡种的大葱很有名，你自己的三亩地如果种一亩大葱，你也不至于穷得娶不上媳妇去强奸幼女呀。

他轻蔑的笑着说：你们这些书生懂什么？我种大葱还是种黄金都没用，最后还是只够吃饭。我忙问为什么，就是交公粮，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是有数的。他更笑了：什么有数的，要不说你们书生什么也不懂呢。我听了就更不懂了。他解释说：你说说中央有多少种政策吧。有一种政策就有一种苛捐杂税。中央也没说收多少，怎么收， 那还不是大队干部说了算。

我一听吓了一跳，这还不把农民逼反了。他说不会：干部们一般不会把人逼反了，否则他们自己就成了造反的第一个对象。所以他们给每家算的帐不一样。根据你收入的多少，肯定让你有饭吃，饿不死也撑不着。人家的帐算得精着呢，让你恨得牙痒痒但算算造反还是划不来。这就叫水平。所以俗话说得太对了，尤其是现在，“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我们这种人想娶媳妇就只能靠外财了。

零零碎碎说了些闲话之后我又问了个题外的话：不是都改叫乡和村了吗，怎么还叫大队公社呢？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反正都是书记和支书管着呢。没什么区别就这么叫下去了。

我这才真正明白了，正是共产党建立的乡村专制体制，是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共产党又不养活他们，却看着城里的腐败享受。小平同志给他们指了条路，他们自然会因地制宜地让他们自己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所以才会有吃着国家救济的贫困县里，乡村干部开的却是奔驰和宝马。

估计马上会有比我还迂腐的书生跳起来反对说：那宝马和奔驰不也是农村的收入吗？所以你说的贫富差距不对。前几天还有人说我不该批评修改刑事诉讼法呢，企图论证共产党的法律修改得越来越好。我要说，首先，那个贫富差距是共产党自己的社会科学院和民政部说的，要说造谣也是共产党自己造的谣。其次，宝马和奔驰说明不仅城乡贫富差距大，农村本身的贫富差距更大。

更重要的是奔驰和宝马以及基层干部的腐败消费，正好花掉了农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这才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城乡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迫使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根本原因。就为了这个原因，才有了号称世界第二�

这时候马上有马屁学者出来为政府作解释了，说这是发展中必然产生的规律。这就是用真话撒谎的例子。确实，在发展中会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如果不加限制和调节的话，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产生，就是发达了也还是会维持这个状况。因为资本和市场的自然规律，就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和政治相结合所需要产生的结果，就是保证利润最大化。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本意。

可惜民主国家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不是任由市场规律自由发生作用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市场和社会利益兼顾的民主主义。不管是否打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限制和控制市场以便保证社会成员的利益，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民主国家的议会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在保证市场经济和保证人民利益之间，如何找到最好的平衡点。

或者用学者们习惯，而老百姓听不大懂的说法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平衡。找不对你就下台，换一个党继续找。这是影响西方民主国家选举的最大因素。老百姓也用不着都去当学者；并不需要什么提高了国民素质才能知道自己是公平了还是效率了，只要看看自己的腰包就知道该选谁了。

可是在中国你能够选举吗？虽然有虔诚的美国人拿着高工资到中国去教人们怎样选举，人们也只能奉旨选举。或者是在共产党的官员们不愿占有的低级职位上，给共产党的高官选一些马仔。因此，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选择。执政之前，他们用公平打倒了别人。执政以后，他们眼里就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和效率了。

现在改革了，据说效率大大提高了，也据说是腐败了。所以中共官员们只关心官僚资产阶级和跨国资本的利益，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连党和国家也成了他们的私产，老百姓不过是他们赚取利润的螺丝钉。谁有必要和螺丝钉谈公平呢？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给他们养活自己的口粮就行了。在这个层面上，中共还真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了，那可是西方跨国公司雇用的学者们造的谣，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共别人的产。

这才是中国老百姓累死累活仍然一贫如洗的根本原因。

Original Post: https://plus.google.com/110976337507621308884/posts/P5PY8zE1qAF
Author: 魏京生

毛泽东最重要一句话 中央隐瞒了几十年

Communism can really be horrifying.


现在北京和重庆在竟争﹕看谁把毛思想红旗举得更高，但是都是对毛的背叛，因为都故意隐瞒了毛泽东思想最后的结论：“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

上世记60年代美国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以为经过两代人的时间，中共三、四代领导人会变成资产者，出于本身的利益会喜欢资本主义。事实上中共的改变比美国估计得更快，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验就垮台了，华国锋接毛班后，立即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毛泽东预言

毛泽东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最后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用笔谈，用英文写了句短语：“上帝不喜欢共产党人，喜欢你们”。因为毛心目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在实践中碰了钉子，从毛1958年发动经济大跃进，人民公社，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事实上都失败了，时间不到20年，恰是近邻日本从战后一堆瓦砺上经济翻两番的20年，毛对党内说“日本是畸形发展”，但对基辛格骗不了，得说实话。实际上等于承认社会主义竟争不过资本主义。

但是毛对中共未来的预测与杜勒斯不同，不是走向英、美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走德、日式的纳粹资本主义之路。

毛认为通过“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已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能从共产党内产生，而独揽大权的党内资产阶级决不允许在党外再产生资产阶级，怕它成长起来夺权！

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与中共都用“社会主义”的招牌，中共变质成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必定用共产党的牌子，在世界招摇，比德、日法西斯欺性更大，经验更丰富，用现成的国家机器会比资本家剥削更严酷，对工农专政比德日法西斯更黑暗。

所以毛泽东一再警告党内说﹕“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但是没有人相信，因为中共党员的理念中唯有阶级优越论，没有民族优越论，中共一直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德日法西斯“抢夺空间”的侵略有理论，毛泽东一直反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中共党内没有法西斯分子，没有人能走德日意法西斯专政之路。

毛也想不到：中共会亡于汉奸之手。

这这也是毛自己种下的因果：毛一再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帮了中共夺得政权，不要日本政府道歉，不要战争赔款，释放全部日本战犯，汉奸一律不予追究，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丁默根等人都是蒋介石逮捕正法的，1946年新四军军长陈毅还给汉奸郝鹏封官，改编他的治安军以扩大兵力打内战，反倒因为后来他正式投降国民政府，被俘后把他枪决。

1950年毛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把八年抗日的国民党中、下层军官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大批镇压；而对文化汉奸胡兰成、江冠千、管揖贤等“历史反革命”反倒不予追究。

现在北京城里人对江泽民留下的“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没感觉，而上海与各地被强拆的访民与平均每天6分钟一起的群体抗议的民众，对毛所说的“最黑暗”有亲身体会。

中共用政治改革一词骗人，彷佛只搞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让民主人士对中共政改存在幻想。

“骑墙主义”的邓改革

其实没有单纯的经济改革，邓小平和毛思想相反﹕“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宁要富资本主义，也不要穷社会主义”。

邓改革是陈云、李先念等八大老所反对的，所以他们当面批评邓小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邓说：“我也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死后也不要说我是马先克思主义者”。

但是邓小平坚持保存共产党，保留党领导与党专政，所以邓可以裁军百万却不敢破坏中共的社会基础---工农联盟，”，邓改革从农村开始，支持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给农民松绑；邓对工业改革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设想在一切工厂设立“工人管理委员会”以防贪污与官僚主义”。

邓改革，引来了民主对专政的冲击，邓不再“骑墙”了，露出原始面目，抗拒民主潮流。

“六四”屠杀，宣告了邓小平“骑墙主义”改革的失败，如经济学者刘军宁所说“世界上从来没出现过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在美国流行，“不管白猫、黑猫”碰到共产党专制都没戏。

历史上资本主义只存在过自由民主与法西斯专制两种形式”二者必居其一，“骑墙主义”行不通。

江改革的前提

以江氏家族闷声发大财为原始动机的官商主义改革，必须以破坏邓小平的农村改革为前提，才能从穷农村撵出无助的穷劳力去换出口外汇。

江不能认同邓小平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制造业搞科技升级，没发财先赔本，江不干，他知道农民劳动力是中共唯一的本钱：农民在内战中为中共当兵卖命甭给钱，支援前线，出粮、运粮不给钱，邓矮子想不到这是现成的摇钱树，要提高穷人的生活，继续获得支持，犯傻！

土肥原之精神遗产

“勤劳奉矢”〈拼命生产，奉献皇军作箭支〉是土肥原贤二在满洲国成功的经验：“不杀穷人不富”，多少华工万人坑，支持了14年的“皇军进军中国”与反美太平洋“圣战”；

不仅江泽民在南京没见过罢工，满洲国和日本本土四岛也没人敢抗议，没人敢罢工，日本帝国主义有一整套经验：用大和民族的民族主义旗帜亢奋人心，用特工统治密秘镇压严厉维持稳定。

江估计到“官商主义”的改革，变官为商，会得到贪官群体拥护，但不顾人民死活，必遭反抗，要提前严防，做好充分准备镇压所有的反抗：政治改革先行，保卫经济改革的“闷声发大财”。

江系喉舌给江泽民脸上贴金，说“江泽民想搞政治（民主）改革，有邓小平在，没搞”不是没搞，但搞的不是民主改革。”江泽民在“六四”后主政，深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他以“防止和平演变为主”的反改革路线与邓小平分庭抗礼。

中共有百万军队足以保护国防，干嘛要武装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就为对付工人，民兵与正式军队的反抗。警察捕人，抓小偷，杀鸡焉用牛刀，何必用正规国防军改建？大材小用，削弱国防实力？警察何必配备重装备？就为对对付未来可能反江泽民的军队。

表面说是武装警察，其装备之精良，超过解放军，黑色护身服如柔韧软甲；比解放军还多一手----近战贴身格斗，包括“油锤贯顶”---砖砸脑门，就为在城市与大兵近战，巷战。

变党军成江家军军中大换血

江泽民对邓小平留下来监军的刘华清、张震用张万年、迟浩田渐渐架空取而代之，再埋伏下三人小组﹕徐才厚、郭伯雄、曹刚川再漫漫架空张万年迟浩田，取而代之；对能带兵的老将军，一律提升一级劝离休；对反江的姬胜德等等少壮派军官裁脏陷害，判刑，杀一警百；对有“军队国家化”思想或民主思想的“军中祸水”暗杀一批，又长起一批，不断“作掉”；经过江氏亲自谈话：担保效忠者亲自封为将军；满足军费要求，另发巨额奖金按级别递增；但给钱不给权，从江泽民开始，不准军人进政治局常委会。

邓小平死后五年，江政治经济改革已陆续完成：增设了国安部，军、警、特工一手抓，江亲自抓中宣部；以“闷声发大财”为交换条件与太子党建立政治同盟：只要不问政治，要当官的安排付部级以上，要下海的提供方便去发财，不过问，造成今日占人口0.4％的红色贵族与占人口10％的杂色次贵族；再往下有各界投靠江核心的知识阶层；再往下有通过“911美国灾难”、“炸馆”、“撞机”等一系列江亲自导演的几大煽情活剧，煽动起并壮大了的仇美民族主义愤青“新人类”，取代了中共传统的社会基础﹕工农联盟。

以工农兵为敌的“维稳”机制形成，镇压反抗，灭火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与人民为敌，训练有素，如鹰抓燕雀，实力悬殊；抢救灾民，军队不动，因为反邓的江改革体制，根本就不是为救灾设计的。

令中共中央政冶局接受江改革

2003年江改革实至名归，江氏自己不出面，拟好提纲，让钱、齐两教授备课，大讲大国堀起历史经验教训，让政治局形成决议：“中共要走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日本快速发展的道路”实质是让中共为江译民暗箱操作的政治改革背书。

其实二战后德、日达到世界经济体第二、三位，比二次世界大战前快得多，表面上学德、日二战前经济发展，来骗中共，实质上是为己经形成的仿日帝的军国主义镇压机制背书。

江泽民通过中共领导人再三表态：“我们决不走三权分立的英美式的发展之路”却从来不敢说﹕“我们决不走独裁的德日式的军国主义道路”，更不敢说我们要“走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更快速发展的民主之路。”

江泽民私下挂在嘴边的是“跟我们相比，希特勒是小儿科！”言下之意：跟希特勒相比：江统治的人口更多！，推翻了邓改革，移花接木，改头换面，换上民族主义旗帜：“民族复兴：二十一世纪是中华世纪！”，志得意满，溢于言表。

关于中共的正式名称在党军中早已公开﹕江氏授权亲信迟浩田上将在军内讲演中说：”我党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两个大旗，叫《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

共产党与法西斯党的区别

共产党与法西斯党是世界公认的两大祸害，但法西斯党寿命更短，因为它以自己民族最优秀为理由要征服所有民族，自己招来孤立，只有两个盟国：黑衫党的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共同短命，二战中一起灭亡；

共产党以代表无产阶级最优秀为理由，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全人类”煽动所有民族的穷人闹革命，以占领世界，欺骗性更大；而法西斯党要自己干，结果战争后果由自己民族承受。

共产党利用无产阶级来专政，例如1976年四五运动，利用北京工人民兵暴力镇压学生和市民，文革中派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及大、中院校：专教职员工与学生之政。

法西斯党靠国家恐布主义，用国家机器专政，首先镇压共产党，逮捕德共总书记台尔曼，囚死狱中。

江路线靠国家恐布主义专工农之政，所以辽阳、大庆百万工人运动及各地农民市民抗议，都遭到国家机器的迅速镇压。日寇侵华，不是军中没有反战思想，一露头就被特工之网做掉了，反而声称“为国捐躯”。

江也学样：军中向往《军队国家化》的官兵，一批批蒸发了，-----特工治军、治党、治民、治外企，治外国，军医院“治”死了杨尚昆，离休元老都怕他，连朱溶基都怕他，江对纳粹恐怖主义学到了家。

修改党章变中共为法西斯党

到了中共十七大，用新党章改换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民族的先锋队”“人民”或“民族”都包括了“工人阶级”，所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过是废话。利用来欺骗广大基层党员。“人民先锋队”用来欺骗党外各界，各个阶层民众。最后落实到“民族的先锋队”才是江泽民灌输给中共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实质。

全面推翻邓改革

邓小平死了之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见了，改革口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不见了；工业污染，儿童畸形，拆房砸人，人民“生存权”也没了，翻出毛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下一步就该“做鬼也幸福”了，把三代表“里程碑”落实到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死，：什么苦都没了，不知不喝不呼吸，也甭怕污染了！这是“先进（纳粹）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江泽民的亲信迟浩田上将归纳为“死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谁也想不到，是外来的法西斯分子冒充的高干子弟----二奸二假的双料汉奸，朦骗中共，实现了和平演变：红色政权转化为黑色法西斯统治。13亿华夏子孙沦为亡国奴：被恣意打杀，命不如蚁：打死人白打，拆房，抄家，生摘活人器官，百种酷刑，残忍凶暴超过了希特勒，江泽民还敢于承认“和我们相比：希特勒是小儿科！”（见迟浩田讲话：《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只顾发财，把中华大陆生态破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呼吸伤肺.饮食害命，天灾不救，拆房不管，置无力移民的中国人于活不下去的凶险境地。

这就是毛泽东所预言的“中国的和平演变只能是最黑暗的法西斯统治”。

中共政改已经完成。后继者的折腾都没出江划定的圈。

Original Post: 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2011/1213/%E6%8F%AD%E7%A7%98%E6%AF%9B%E6%B3%BD%E4%B8%9C%E6%9C%80%E9%87%8D%E8%A6%81%E7%9A%84%E4%B8%80%E5%8F%A5%E8%AF%9D%E4%B8%AD%E5%85%B1%E4%B8%AD%E5%A4%AE%E9%9A%90%E7%9E%92%E4%BA%86%E5%87%A0%E5%8D%81%E5%B9%B4-21419.html

中共称北京人均GDP达富裕国-民众被富裕-epochtimes

In recent years, some Beijing residents have considerably grown into mega wealthy people, while others in Beijing have become poorer in comparison.

【大纪元2012年0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金靖报导）中国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于秀琴日前表示，按常住人口计算，去年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折合12,447美元，已经接近富裕国家的水平。中国人真的富裕了吗？专家和民众都认为，官方的数据反而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人民已经“被富裕”。

北京市统计局初步核算，2011年全年北京GDP达16,000.4亿元，到2011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2,018.6万人，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0,39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447美元）。于秀琴称，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划分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贫富程度标准来看，12,447美元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入档的上限，说明北京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水平已经接近富裕国家。

“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

海外经济学家草庵居士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对中共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和值得炫耀的事情。

草庵居士认为，中国大陆整体人均GDP世界排名在127位，北京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话，那么这本身就反映出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明中国大陆的贫富分化已经非常严重，说明中共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的“和谐社会”并不“和谐”，“共同富裕”并未“富裕”。

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年第78名，1970年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

2011年7月份，联合国的经贸组织下属的一个调查机构发表了调查数字，其中提到中国大陆现有7亿人口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以官方报出的13亿人口计算，贫困人口占到了54%。

即便是按照2009年官方报出的人年均收入是2千元人民币来计算，折合美元也不过是3百元，也低于国际贫困标准的人日均收入一美元。而这个贫困标准还是20多年前的标准，而现在的标准则是人日均收入1,25美元。

草庵居士表示，所以说无论官方宣传的有多么的辉煌，人民又有多么的幸福，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整体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北京市民：人民“被富裕”

北京公益中国主编徐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北京人均GDP达富裕国家水平？也对！国企高管，他们的收入多高，一年几百万，广大民众都是‘被富裕’的那部份人。”

徐先生认为，北京的贫富悬殊是日渐加大，像三公消费，还属于隐形收入，未纳入公务员的正常收入中去。“像我们这种工薪阶层，除了各种繁重的税收、保险，加之通货膨胀，日子也是感觉过得紧巴巴的”。

徐先生分析，北京之所以GDP高，主要是资源的倾向性，由于是首都，政治资源最为丰富，加之国家对北京的补贴也是最大的，公共投入也比较大。

徐先生表示，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投入占GDP比重特别少。就拿公益投入来说，美国在公益中的投入在GDP中占10%以上，而中国大陆的公益投入在GDP中只占不到1%。

中国大陆GDP中教育投入与世界的比较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平均占GDP的比例为5,1%，发达国家为5,3%，撒哈拉的南非国家为4,6%，印度为3,5%，最不发达国家为3,3，而中国只有2,3%。

占世界人口1/5的受教育人口的中国人，只用了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美国两亿人口，教育经费为7千亿美元，中国十三亿人口，教育经费仅400亿美元。

以2003年开始，肯尼亚这个经济落后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破天荒地实行了小学义务教育。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义务教育并非中共那个“义务教育”，而是真正的全免费教育，学生完全不交书本费、学费和杂费等一切学习费用。继肯尼亚之后，马拉维、莱索托、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国也都实行了小学免费教育。2/3非洲国家的教育经费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

中国大陆GDP中医疗投入与世界的比较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倒数第四），美国是13,9%，瑞士是10,9%，WTO制定的最底投入标准为5%。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但医疗服务支出不到全国总支出的20%。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

中国官民比例1:28世界第一

当代中国官民比例之高举世罕见。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从横向上看，1999年中国的官员比例是1：28人，印尼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农村社会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

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中共对社会的又一次财富掠夺，中共当权者利益小集团才是真正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临界点。

Original post: http://cn.epochtimes.com/gb/12/1/21/n34923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