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国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军一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党军队消灭解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2000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泽东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产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要借助文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泽东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然而，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当局不应千方百计掩盖这些历史事实，而应该正视这段历史，血债不应你们背负更不是你们背负得起的。在那个年代的所有拥护、沉默、坐视的全民对这笔血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无法一一追究。因此，在每个人都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与历史和解，求得内心的宽恕，勇敢面对几十年来不愿揭开的伤疤，重新整装开始，走向文明社会，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们遭受如此惨痛的磨难!
